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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古人都希望在天子腳下為官 |
【貶官文化】
貶官──士大夫的絕路？
貶官(又稱貶謫)可說是中國古代的獨有制度，很難找到一個完全對等的白話翻譯。有人把貶官等同降職，意思大抵相同，但又並非完全一樣；現代政府的降職通常是職級下降，例如由局長變副局長，古代的貶官通常是由中央決策官員降職為地方官吏，如宋代的范仲淹由參知政事(副宰相)貶為邠州知州。貶官和流放亦不同，流放是把罪人押送到偏遠之地，罪人受到一定程度的監管，沒有皇帝的指令，是不能離開流放之地，是一種頗為嚴厲的處分；至於被貶官員仍具公職身分，有一定權力，在他管轄範圍內可施政，例如宋代的滕子京貶官至岳州，他可以重修岳陽樓。貶官是朝廷對官員的處分，其嚴厲的程度是按被貶的地方而定，如被貶之地離京城越遠越偏僻，則表示朝廷對你非常不滿；例如宋代的蘇軾曾被貶至最南方的儋州(今海南省)，可見朝廷對他十分不滿。
貶官的制度不知始於何時，大抵上先秦時代已有，秦漢以後日漸普遍。由於讀書為官是古代讀書人的唯一出路，而士大夫都深信在皇帝身邊為官是最尊貴的，所以明清以前，讀書人都希望在天子腳下當官，至少也希望在中原地區當官。明明在天子腳下當官，卻因為得罪皇帝被貶遠方，對士大夫來說是莫大的打擊；假如貶官的地方遠至長江以南，甚至是嶺南(今兩廣)等地，對於士大夫來說簡直和判死無分別，很多人都會覺得永無翻身之日。
在古代的制度下，貶官其實是頗重的懲處，亦有可能是朝廷處分的第一步，被貶者隨時有可能被追加刑罰而性命不保，例如南宋宰相賈似道因和元兵交戰不戰而逃，群情洶湧之下，當時主政的謝太后把他貶為高州團練副使，後改為流放循州(今廣東龍川)，在流放途中被會稽縣尉鄭虎臣所殺。賈似道是南宋的大奸臣，他的死固然不足惜，但卻可說明貶官不是一般的懲處，而是官員面對懲罰的第一關，由此可見柳宗元在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的開首說：「自余為僇人，居是州，恒惴慄」，並非無病呻吟之說！
那麼對士大夫來說，貶官真是死路一條？那又未必盡然，士大夫被貶當然是莫大的打擊，但也不失為磨練自己的好機會。以柳宗元為例，他素負大志，少年時已文采風流，三十多歲參與宰相王叔文領導的永貞改革，可謂意氣風發；可惜好景不常，憲宗即位後盡廢新政，柳宗元先後被貶永州(今湖南零陵縣)及柳州(今廣西柳州市)。貶官初時令柳宗元惶恐不安，但過了一段時間後他漸漸解脫，終日與大自然相處下有所體悟，明白到不同流俗，潔身自愛的可貴。當然亦有一些更積極的士人，貶官雖然是令自己身處困境，但他們仍積極做好本份，為國為民，盡心盡力，宋代的范仲淹可說是代表人物，「居廟堂之高，則憂其民，處江湖之遠，則憂其君」，雖然不受朝廷所重，謫居偏遠的州郡，仍盡心盡力做好本份。貶官亦展現了某些士大夫的樂觀性格，一生中經歷無數貶謫的蘇軾，面對每一場風波都能樂觀面對，「回首向來蕭瑟處，也無風雨也無晴」(《定風波》)，這是蘇軾人生的寫照，也正因為他這種樂觀的性格，為中國文學留下很多珍貴的作品。由以上數例可見，貶官對士大夫來說未必是絕路，反而可讓他們變得更成熟，有更多豐富的人生體驗。
貶官亦孕育了很多優秀的文學作品，古人常說「文窮而後工」，意指是指文人失意才能寫得優秀的文學作品，而古代不少文人失意的原因很多時都和貶官有關。細數之下，中國古代不少文人都經歷過貶官之「劫」：韓愈、柳宗元、白居易、劉禹錫、范仲淹、歐陽修、蘇軾、蘇轍、黃庭堅、紀曉嵐……長長的名單錄之不盡，但以上的文人都有其共通點，就是他們的作品在貶官後越見成熟，內容亦越豐富。貶官豐富了中國文學的領域，相信確立這制度之初，是無人會想到有此效果！
最後一提，文憑試的指定篇章中，有多位作家都曾經歷貶官，包括《師說》的韓愈、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的柳宗元、《岳陽樓記》的范仲淹、《念奴嬌》的蘇軾。結合貶官制度去認識有關作家及篇章，當有更深的體會。
(未完，待續)
文：廖sir、二喬工作室(中文教育)編輯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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