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原文】
貞觀十五年，上遣使詣西域立葉護可汗，未還，又令人多齎金帛，歷諸國市馬。魏徵諫曰：「今發使以立可汗為名，可汗未定立，即詣諸國市馬，彼必以為意在市馬，不為專立可汗。可汗得立，則不甚懷恩，不得立，則生深怨。諸蕃聞之，且不重中國。但使彼國安寧，則諸國之馬，不求自至。昔漢文帝有獻千里馬者，曰：『吾吉行日三十，兇行日五十，鸞輿在前，屬車在後，吾獨乘千里馬，將安之乎？』乃償其道里所費而返之。又光武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，馬以駕鼓車，劍以賜騎士。今陛下凡所施為，皆邈過三王之上，奈何至此欲為孝文、光武之下乎？又魏文帝求市西域大珠，蘇則曰：『若陛下惠及四海，則不求自至，求而得之，不足貴也。』陛下縱不能慕漢文之高行，可不畏蘇則之正言耶？」太宗亟令止之。
吳兢 〈貞觀政要‧納諫第五〉（節錄）
【語譯】
貞觀十五年，皇帝派遣使者到西域去冊立葉護可汗。使者尚未回來，皇帝又命人攜帶大量金銀絲帛，經過各國購買馬匹。魏徵進諫說：「如今派遣使者，本來是以冊立可汗為名；但可汗還沒有正式冊立，就又到各國去買馬，那些國家一定會以為朝廷的真正用意是在買馬，並不是專心去冊立可汗。假如可汗得以冊立，他對朝廷也不會十分感念恩德；假如未能冊立，他便會產生深重的怨恨。各個藩國聽到這件事，將會不再敬重中原朝廷。只要使那些國家安定太平，那麼各國的好馬，即使不去求取，也自然會送來。從前漢文帝時，有人獻上一匹日行千里的馬。漢文帝說：『我平日出行，一天走三十里；遇有緊急情況，一天走五十里。前面有皇帝所乘的車輛，後面跟著隨從的車輛；難道我能獨自騎著這匹千里馬到哪裡去嗎？』於是便償還獻馬者一路上的費用，讓他把馬帶回去。又有光武帝時，有人獻上千里馬和寶劍。光武帝便用那匹馬來駕拉運鼓的車子，把寶劍賞賜給騎兵。如今陛下的一切作為，都遠遠超過夏、商、周三代的聖王，為甚麼偏偏在這件事上，竟想做得不如漢文帝和光武帝呢？此外，魏文帝曾想購買西域的大珍珠，蘇則勸諫說：『如果陛下的恩惠能普及天下四海，那麼珍珠即使不去求取，也會自然送來；刻意求取而得到的東西，並不值得珍視。』陛下即使不能仰慕漢文帝那樣高尚的德行，難道還不能敬畏蘇則這樣正直的話嗎？」
唐太宗立刻下令停止這件事。
【段旨】
魏徵的勸諫可歸納為三層：
(1)外交上的顧慮：冊立可汗與到西域買馬混在一起，容易使西域諸國懷疑唐朝表面行冊立之事，實際上只圖購馬，因而損害唐朝威信。
(2)政治上的原則：國家若能使四方安寧、德澤遠播，各地自然願意進獻良馬珍寶；以金帛刻意購求，反而顯得急切而失去尊嚴。
(3)歷史上的借鑑：魏徵列舉漢文帝、光武帝及魏臣蘇則的事例，說明明君不以稀有寶物為重，而以德政和天下歸心為重。
此段尤其顯示魏徵善於採取「以史為鑑、由近及遠」的勸諫方式：先指出眼前行事的外交後果，再援引歷代君臣的事例，最後以「難道不怕正直之言嗎」激將太宗，使太宗接受勸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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